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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关系确认之诉立法伦理缺陷初探


时间:2017-09-30 11:31来源:未知 作者:孙韬 汪素婷点击: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该条解释创设了亲子关系的确定(否定)之诉,并且在司法上确立了亲子关系可推定之规则,此举是我国关于亲子关系诉讼制度从无到有的巨大进步,但该制度为我国司法裁判者带来统一的适用标准的同时,因适用主体立法缺失,也易导致伦理悲剧的产生,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应当对此进行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

在《婚姻法解释三》施行之前,离婚案件和亲子关系纠纷中对于亲子关系确认的问题一直非常棘手,亲子关系事实的认定对于亲子鉴定结论的依赖性很强,法官更多时候都希望有一份程序合法的DNA亲子鉴定,这样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亲子关系这一待定事实,但在实务现状中,总会有当事人以各种理由拒绝亲子鉴定,而法院无法强制当事人配合亲子鉴定。虽然《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的规定将亲子关系这一事实推定上升到可以法律推定,使裁判者在处理该类棘手案件时有法可依,对亲子关系诉讼的高效化和裁判者判决标准的统一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笔者通过代理和研究相关案例以及对比部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亲子关系立法后发现《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尚存在诸多缺陷,其最大问题是缺乏起诉主体的限制,放任主体极易引发伦理问题。

案例一,生母提出确认父子关系之诉:2007年4月,王小姐与张先生因业务关系相识,曾经发生过性关系。同年12月,王小姐经检查得知自己怀孕。2008年6月28日,因双方对怀孕问题发生不愉快,怀孕 8个月的王小姐遂向张先生出具保证书一份,载明王小姐于2008年所生的孩子与张先生无任何关联。同年8月12日,王小姐在香港生下一儿子。据王小姐说,当时张先生称因举办奥运会无法办签证,他无法到香港,而根据香港法律规定须父亲本人到场才能在出生证上写上父亲的名字,因此儿子出生证的父亲一栏是空白的。儿子出生后,起先张先生尚打电话给她询问,之后便没有了联系。2010年1月,王小姐为儿子抚养问题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双方所生之子随自己共同生活,张先生按每月2000元支付自2008年8月起至儿子18周岁时止的子女抚育费。审理中,王小姐提出亲子鉴定申请,且张先生予以拒绝。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相关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对双方存在生育可能的密切关系予以认定。王小姐所写的保证书并不能排除张先生非孩子之父,却反证了双方存在生育可能的密切关系。现张先生否认亲子关系,王小姐要求亲子鉴定,此为查实张先生与孩子是否存有亲子关系的有效途径,其却予以拒绝。基于双方存在生育可能的密切关系,而张先生未能提供足以推翻与孩子存有亲子关系的证据,又拒绝亲子鉴定,法院推定张先生与孩子的亲子关系成立,并支付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1]

案例二,子女提出确认父子关系之诉:原告小豪(化名),男,2002年10月19日生,其法定代理人为卿女士,系原告母亲。被告钟某,系洪雅县某单位干部。原告诉称,被告与其母亲长期同居生活,并出资 5000元生育了他,现被告又与他人结婚,对自己拒不承担父亲的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每月给付原告抚养费300元,承担医疗、教育费的80%。原告还向法院申请,要求进行亲子鉴定。被告辩称,自己没有和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卿女士同居过,原告不是他的孩子,请求法院驳回原的诉讼请求,并拒绝配合进行亲子鉴定。法院通过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后认为,原告母亲卿女士和被告钟某1997 年认识后,双方关系逐渐发展到较为亲密,后卿女士生下原告小豪。虽亲子鉴定能确定原、被告是否存在父子关系,但被告却拒绝配合鉴定。对此,法院根据《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的有关规定,推定被告是原告的父亲。同时,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判决,被告钟某从 2002 年 10 月 20 日起,每月给付原告小豪抚育费 180 元至其独立生活时止。[2]

案例三,生父提出确认父子关系之诉:张某63岁时一直未婚,居住于南京从事工程师工作,其在工作时结实了武汉某知名企业家,该企业家得知其未婚后,向张某介绍自己的前妻李某(34岁)与被告张某认识,告知因李某身体原因不能生育,该企业家与李某协议离婚,希望张某能和李某相互照顾共度终生。李某和张某相识相恋结婚后,张某一直处于长期出差的状态,因张某未婚未生育,李某提出甘愿冒风险也要为张某生育孩子,经过两年多的医学辅助治疗,2013年2月,李某生育一子,孩子户籍登记在被告张某处,注明其为张某之子。张某老年得子欣喜万分,广告众多亲友,亲友均予以道贺。但不幸的是,2013年10月,李某因病去世。李某去世时未留遗嘱,留下5000万遗产。正当张某忙于处理妻子李某的后事和安顿孩子生活时,原告陈某找到被告张某,告知其应当为孩子之生父。据原告陈某称:原告与被告张某的妻子李某有婚外情关系,并且保持了较长时间,被告张某常年居住在南京,其妻子李某居住于武汉,原告陈某与李某一直居住于武汉李某的住房内。陈某已经自行委托了亲子鉴定,确认系孩子的生物学父亲。陈某要求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并以孩子监护人名义要求和张某平分5000万遗产。张某对于孩子非自己亲生的消息难以置信,更难以置信自己的妻子竟然和小其十多岁的陈某保持多年的情人关系,且竟然多年居住于自己家里,经过事后核实,发现事实确实如此。但张某已经与孩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在孩子上,其认为陈某不务正业,以孩子名义索要继承遗产是其贪图财产并非出于真爱,拒绝了陈某的要求。陈某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确认其为孩子的生父,指出被告张某非生父、非继父、非养父,要求获得孩子的监护权。陈某同时也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遗产,法院对遗产诉讼裁定中止审理,等待亲自诉讼的结果。[3]

二、缺陷表现

(一) 亲子关系推定适用条件模糊

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的“另一方拒绝做亲子鉴定”的适用条件,实务中法院看是否已经有一份合法的亲子鉴定,若有,则径直依据鉴定结果来确定亲子关系是否存在,在无此鉴定意见可依的情况下,通过适用第2条规定的亲子关系推定规则确认或者否定亲子关系。然而由于《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本身条文的语焉不详,对其适用条件设定的模糊不清,导致不同法院对于适用门槛的把握也高低不一。最为显著的就是“必要证据”的问题,亲子关系推定规则适用的一个前提是原告或当事人提供“必要证据”,不过最高人民法院并未明确界定何为“必要证据”,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提供了“必要证据”,立法上的缺失和理论上的模糊最终必然导致司法实务上的混乱,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产生。例如,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亲子关系确认案件中,原告提供了一份载明父母双方姓名及身份信息的《出生医学证明》,审理法官认为这份证明并未达到必要证据于是驳回原告诉求,原告不服随后上诉到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又认为这份《出生医学证明》已构成“必要证据”,遂撤销原判。[4]所以“必要条件”标准的缺位必然导致不同法院对同一案件的不同判断和决断,严重影响司法的统一和权威。

(二) 亲子关系推定有变相转移了举证责任之嫌,违反了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亲子关系诉讼是一种普通民事诉讼,除了特别规定的案件举证责任倒置或转移,其余的普通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进行分配,但《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的规定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主要举证责任却转移给了被告,条文规定了主张亲子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原告只需提供“必要证据”,而非“充分证据”,然后就要求被告提供相反证据进行抗辩,消极应诉或者消极举证被告就要接受亲子鉴定,否则就承担不利后果,此举变相让被告提供充分有力的证据或亲子鉴定来证明应该由原告承担的证明亲子关系是否存在的举证责任。这种推定规则有变相将举证责任转移之嫌,把亲子关系诉讼的“普通民事诉讼”形态转变为一种特殊民事诉讼形态,使诉讼形态发生根本改变,这本应该由全国人大在《民事诉讼法》中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其改变难免有越权之嫌。

(三) 亲子关系推定之诉原告主体无限制不利于家庭和谐社会稳定

亲子关系确认制度设立的初始目的是追求血缘关系真实,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人类繁衍和生育制度天然的要求法律上的亲子关系应与真实血缘关系相一致;其二,家庭是子女独立前的基本生存单位,生父母对于孩子的进行抚养教育是自古以来的道德要求,生父母与子女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是最适合抚养教育他们的人。但是追求血缘真实不是绝对的,法律在追求血缘真实的同时,必须顾及亲子身份的安定和社会的家庭结构的稳定。20世纪以来,亲子法的价值取向已逐渐从“亲本位”向“子女本位”过度,亲子关系的推定制度的创设,体现了各国立法者对于家庭安定和子女利益双重价值的追求和保护。

笔者从业十五年,常年办理婚姻家事案件,深入体会婚姻家庭稳定对全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也注意到多位成功男士中晚年被迫接受独子非亲生所带来的身心重创。毫无疑问,不论其是否愿意或者知情,一旦亲子关系被否认,对“父亲”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正因为如此,更应当进行立法的完善。

以德国为例,《德国民法典》第1600条规定了对婚生子女身份的否认之诉的诉讼权人,即依据对婚生子女生父推定规则被推定为生父的人,以及母亲和子女。[5]德国司法实践中,子女享有请求父母双方允许进行基因血缘检测,查明其出身的权利。但若亲子鉴定会构成对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侵害,法院应当终止该程序。笔者在整理德国法关于否认之诉的诉讼主体的修改变更过程,发现其诉权主体不断扩张,由德国民法典于1900年制定时仅限于本人,扩展到妻。[6]再延伸至子女,最后连子女的生父在一定条件下均得提起婚生否认之诉,从此亦可看出端倪:血统真实并非决定亲子关系的唯一条件,德国立法者在考量子女最佳利益的原则下,肯定了共同生活的实质基础。

我国台湾地区修改过后的《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妻之受胎,系在婚姻关系存续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为婚生子女。前项推定,如夫妻一方能证明妻非夫受胎者,得提起否认之诉。但应于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一年内为之。”[7]台湾对于亲子否认之诉的主体有严格规定,只能为夫妻一方或子女有权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并且有一年的时效期间。

《意大利民法典》中也有相关规定,法典第244条“生父否认之诉”中,拥有诉权的是生母、生母的丈夫以及成年或未成年子女。提起诉讼的时间也有严格的实效限制。

分析了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亲子关系诉讼相关规定后,再来分析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设定的亲子关系推定可细分为两种类别的推定:亲子关系存在的推定与亲子关系否认的推定。亲子关系存在推定之诉的原告是夫妻一方,而否定推定之诉的原告,法条用的是“当事人一方”,并未明确列出原告的具体范围,由此实务中便出现了理解和适用上的不同。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夫妻或同居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提出亲子关系存在之诉,又或者涉及继承时,夫妻、子女或生父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请求确认特定主体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的诉讼。

“当事人一方”这种概括性的规定等同于诉讼主体未加以限制,即可能具有利害关系就可以做原告,加之立案登记制度的改革,使得亲子关系确认(否定)之诉没有限制性规定和立法限制,也使法官在具体适用中有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并不是司法标准是否统一的问题,而是可能摧毁一个个人、摧毁一个家庭、摧毁一个家族的判决,特别是对于亲子关系否认之诉,法院应当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进行审理。

我国可以参考借鉴他国的相关立法,在创制我国亲子关系推定制度时,应着重明确亲子关系推定之诉的主体,可将其界定为法定父、生母、子女。首先,赋予子女原告资格是因为获悉血缘来源是子女的一项人格权这一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已基本达成共识。其次,生父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不应成为亲子关系推定否认之诉的主体。举个例子,原本一个和谐的三口之家,孩子一直以为自己的法定父就是自己的生父,这时候真正的生父跳出来提出亲子关系存在之诉,被告方提不出相反证据并拒绝亲子鉴定,现在法院就要推定亲子关系存在,这无非对于原本温暖稳定的三口之家是毁灭性的打击,对于孩子的成长也会造成恶劣影响。

法国相关法明确规定亲子共同生活的事实或时间经过,亲子关系不问有无血缘联系均因此而确定,不能加以争执,以确保未成年人能在稳定环境下健康成长。所以如果赋予生父原告资格,将会破坏他人的婚姻安定、家庭和谐以及影响子女受教养的权利,故生父之获悉血统权应让位于位阶更高的婚姻家庭安定以及子女最佳利益保护之利益;又因亲子关系推定及其否定制度之创设,均为追求婚姻家庭安定、子女最佳利益保护以及尊重获悉血统真实这一人格专属权,故该制度所涉及人员应以具有特定人身关系的主体范围为限,而不应无限扩及到其他以追求财产利益为目的的利害关系人。[8]

美国司法中也有关于精子捐赠者不得寻子的规定和判例。

 三、结语

综上,结合《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施行后的案例和国内法相关立法,可以看出司法解释条文本身规定语焉不详,适用条件模糊问题,立法者应完善相关规定确定“必要证据”的范围,此规则有转移举证责任之嫌。更为重要的是,亲子关系推定诉讼之诉权主体范围太大,如若不加限制当事人滥用诉权,将会对他人家庭造成伤害,对社会产生诸多不稳定因素,生父之获悉血统权应让位于婚姻家庭安定以及子女最佳利益保护。立法应进一步着明确亲子关系推定之诉的主体,可将其界定为法定父、生母、子女,将生父诉权排除在外。法定父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非生父后一定时限内如果不提起否定之诉,其应当丧失诉权。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成长需要来自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呵护,在亲子法领域,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是指导性原则,应该贯穿整个亲子法的全过程,可以说,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将亲子关系诉讼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但这条路依旧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