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离婚律师网联系方式0755-27786885
您现在的位置: 深圳离婚律师网-深圳离婚律师网|深圳离婚律师|深圳婚姻律师|深圳律师咨询 >> 同居纠纷

张某诉杏某共有权确认纠纷案


时间:2017-09-25 15:31来源:未知 作者:admin点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
   
【基本案情】
   
杏某在原审法院诉称:张某之子周某与杏某,自1999年起在诉争房屋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904号房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至2012年12月29日,后杏某独自在904号房屋内生活至今。杏某与周某于2004年共同出资购买了904号房屋,由于904号房屋系周某单位分配给周某的住房,因此只登记了周某一人的名字。周某于2012年12月29日因肝癌救治无效死亡。在杏某万分悲痛之际,张某及周某的两个姐姐为争夺财产,在收拾周某遗物时,将904号房屋的房产证及其他财产凭证转移,并要求杏某搬离诉争房屋,态度极其恶劣。杏某认为,张某及其女儿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杏某的合法财产权益,因此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杏某对904号房屋拥有50%的财产份额;2、诉讼费由张某承担。
   
张某在原审法院辩称:一、《财产约定》不是周某本人亲自书写,现在不允许对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此无法证明《财产约定》的真实性,即无法证明《财产约定》是周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而不能作为认定杏某拥有诉争房产50%份额的依据。二、司法鉴定没有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鉴定书对案件本质无意义,所以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综上,杏某与周某不是夫妻关系,也不属于事实婚姻范畴,杏某出具的《财产约定》不是真实有效的,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杏某没有证据证明其拥有诉争房屋50%的份额,张某是唯一一个拥有份额的人。不同意杏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与周某系母子关系,周某在世时未登记结婚且无子女。周某于2012年12月29日因肝癌救治无效死亡,生前其未留有遗嘱。
   
2004年5月22日,北京电影制片厂作为甲方,周某作为乙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该契约约定:“甲方将904号房屋,以成本价出售给乙方。房屋实际售价58187.26元,乙方应交纳公共维修基金1144.92元,税费、工本费34.09元,合计59366元。”付款收据显示交款人为周某。2004年8月5日,周某取得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2013年4月25日,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公证书,主要内容为:“周某生前未婚,无遗嘱,未曾与他人订有遗赠扶养协议。周某的父亲先于周某死亡,周某无子女,故周某名下的房产是其个人财产,周某死后其遗产由其母亲张某继承。”上述公证书作出后,张某于同年取得904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现该房屋由杏某占有、使用。
   
诉讼中,杏某提交落款日期为2005年10月29日署名为周某的《财产约定》一份,内容为:“登记在本人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号**号楼(8层)5门904号房屋(产权证号:京房权证海私成字第26***7号)以及本人名下正北京君安证券营业部资金账号为00****18的股票,系我与杏某(身份证号110103********1225)的共同财产,各拥有50%的财产份额,特此约定。立约人:周某  2005.10.29”。对于上述《财产约定》,张某不予认可,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经法院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中心于2013年11月14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意见为:“落款日期为‘2005.10.29’的《财产约定》上立约人处的‘周某  2005.10.29’手写字迹与所提供的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书写。”张某对于该鉴定结论不予认可,并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法院依据张某之申请,组织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质询。就《财产约定》正文内容由何人在何时、何地书写一节,本院向当事人进行了询问,杏某陈述2005年10月29日当天是杏某的生日,周某是作为生日礼物直接将《财产约定》交付杏某,当时并无双方以外的第三方在场。《财产约定》正文内容系周某找人代书,代书人姓名不清楚。
   
2012年12月19日,周某因病入院治疗,在办理入院手续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住院病案首页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住院登记卡中均显示周某婚姻状况为已婚,杏某与周某系夫妻关系。2013年7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住院收费处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我院为周某办理入院登记时根据杏某口述,误将周某婚姻状况登记为已婚、将周某与杏某关系登记为夫妻,现对此予以更正。”
   
2013年2月25日,北京中影星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该证明内容为:“周某、杏某夫妻共同生活,从1999年至今在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号院**号楼5单元904室,”2013年7月4日,北京中影星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又出具声明一份,内容为:“关于周某与杏某夫妻共同生活的证明,非我公司开具。特此声明。”
   
【审理结果】
   
海淀法院作出民事判决:现登记在张某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904号房屋归张某、杏某共同所有,各占有二分之一所有权。宣判后,杏某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中院于作出民事判决:一、撤销海淀法院民事判决;二、驳回杏某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第一、周某与杏某是否存在特定身份关系;第二、904号房屋的权属如何认定;第三、涉案《财产约定》的真实性如何确认;第四、人民法院能否依据《财产约定》直接确认904号房屋的所有权。
   
结合本案现有证据,针对上述争议焦点作出如下论断:
   
第一,关于周某与杏某是否存在特定身份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一、二审期间,杏某虽提供了周某入住医院办理的相关手续以及北京中影星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二人系同居关系,但是,上述证据材料均存在瑕疵。故,对于杏某主张的其与周某存在同居关系一节,法院不予釆信。进而对于双方存在事实婚姻关系,亦无法认定。
   
第二,关于904号房屋的权属。张某主张904号房屋系周某个人所有,杏某则主张该房屋应归周某与杏某共有。张某所出示的《房屋买卖契约》及收据可以证明周某生前实际出资并购买904号房屋的事实,杏某虽主张在购买904号房屋时其曾出资3万元,但除杏某本人陈述外,对其该项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法院据此认定周某于生前所购904号房屋系其个人财产。
   
第三,关于《财产约定》的真伪。法院认为,对鉴定结论应予以认定。就《财产约定》的正文内容并非周某书写,张某一方对此提出质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曾力图通过第三方见证人的陈述还原客观事实,并就此询问当事人该约定正文内容由何人在何时、何地书写,杏某陈述2005年10月29日当天是杏某的生日,周某将《财产约定》作为生日礼物直接交付杏某,当时并无双方以外的第三方在场。该约定正文内容系周某找人代书,代书人姓名不清楚。法院认为,应认定杏某就《财产约定》正文内容并非周某书写一节的解释具备一定合理性。依据现有证据,应确认《财产约定》的真实性。第四、人民法院能否依据《财产约定》直接确认904号房屋的所有权。《财产约定》不属于夫妻约定财产制,不具备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之效力。杏某根据《财产约定》要求直接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解析】
   
一、关于本案中特定身份关系的认定标准
   
(一)同居关系的认定标准
   
我国法律对于同居关系的含义,一直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从不同角度出发,同居关系所指向的具体内容也都有所不同。法律意义上的狭义同居关系是指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对外又以夫妻名义相称形成的共同生活、居住的事实状态。同居关系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目的性和一定公开性的特点,通常表现为男女双方以夫妻名义持续的在共同的居所,同食共寝并参与彼此间的家庭生活及社会活动。
   
审判实践中,对于同居关系的认定标准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双方是否存在同居关系通常需要综合多项事实予以认定。首先,在对内关系方面,双方是否均具有长期、稳定、共同生活的目的,是否一定程度参与并融入各自社会关系圈。其次,在共同生活的一般状态方面。同居关系中的共同生活作为一种日常、持续性的状态,不仅表现为同居人具备固定的住所,而且双方存在共同的经济生活甚至政治生活,形成事实上的紧密生活共同体。第三,在对外关系方面。要求具备一定的公开性,双方是否以夫妻名义作为社会个体参与彼此的家庭生活、聚会,一定程度融入对方家庭,并积极参与各自朋友圈的社会活动,在一定社会关系范围内使人们认为同居人之间已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共同体。
   
具体到本案中,杏某虽提供了周某入住医院办理的相关手续以及北京中影星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二人系同居关系。但是,入住医院相关手续中显示的周某婚姻状况为已婚以及杏某与周某系夫妻关系的内容,并非医院方面对客观事实的认定,且院方于在后出具的证明中显示系根据杏某口述,将周某与杏某关系登记为夫妻。而北京中影星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前后出具的两份证明,内容亦存在矛盾之处。上述证据材料不仅存在瑕疵,而且无法证明杏某与周某在对内关系方面存在长期、稳定、共同生活的目的并已形成事实上的紧密生活共同体。在对外关系方面,二审审理期间虽经法院心证释明,但杏某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周某在一定社会关系范围内使人们确信二人以夫妻名义已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共同体。故,杏某作为主张同居关系成立的一方,并未完成其关于存在同居关系的证明责任。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对于杏某主张的其与周某存在同居关系一节,应不予认定。
   
(二)事实婚姻关系的认定标准
   
狭义上的事实婚姻关系,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双方,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两性结合。事实婚姻关系与上述所谈及的同居关系除了在概念方面的不同点之外,主要还有以下几方面区别:(1)构成要件不同,事实婚姻关系的认定受到特定时间、条件的限制;而同居关系的构成相对限制较少。(2)法律后果不同。一旦被认定为事实婚姻,具体处理时与合法经登记缔结的婚姻关系同等对待;而同居关系本身不受法律保护。(3)适用的程序及相关规定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1994年2月1日该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属于事实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即使不去补办结婚登记,人民法院对其婚姻关系的合法性在一定条件下也予以认可;而同居关系纠纷被人民法院受理后一律予以解除。
   
本案中,依据已查事实无法证明周某生前系与杏某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而且,本案涉及的事实婚姻关系发生在1994年2月1日以后,周某生前与杏某亦未补办结婚登记,认定事实婚姻的基础事实不足,无法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婚姻关系。
   
二、关于涉案《财产约定》的法律性质及其判断标准
   
审判实践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财产约定,如基于特定身份关系的夫妻财产约定、同居关系财产约定,以及一般民事合同类财产约定。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将夫妻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一并立法予以明确。但是,现实生活纷繁复杂,男女之间的同居关系亦不鲜见。而同居关系期间男女双方对于财产的约定如何认定其法律性质,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不仅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问题,也是本案的重点问题。
   
(一)同居关系财产约定与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区别
   
对于夫妻财产约定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而对于同居关系财产约定,我国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通说认为此类约定一般按照合同法律关系予以确认。可见,同居关系财产约定与夫妻财产约定制有所不同,区别主要在于:一是立法目的不同。夫妻财产约定制基于夫妻之间的身份关系而设立,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夫妻财产权利,保障婚姻的稳定性。而同居关系财产约定则不存在保护此类法益的需要,对双方财产关系的保护通常体现为契约关系的保护。二是主体不同。夫妻财产约定制是基于法律上的身份关系产生,主体必须是经过合法登记的夫妻。而同居关系财产约定范围较广,并无主体的特殊要求。三是法律效果不同。夫妻财产约定制作为婚姻法规定的一项财产制度,只要双方有明确约定,则不问财产的性质、来源、出资与投入,均可直接按照夫妻双方约定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而同居关系财产约定仅系双方合意达成的协议,仅在债权法律关系范围内对双方产生拘束力,不能直接作为物权行为进行处理。
   
具体到本案,杏某与周某未经合法登记,二人不具备夫妻身份关系。杏某所持的《财产约定》只有周某签名,仅系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并非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该约定不符合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法律构成要件。杏某、周某亦未形成同居关系,故上述《财产约定》亦不属于同居关系财产约定。在二人无特殊身份关系的情况下,该约定仅系普通民事法律行为。杏某以其持有的《财产约定》主张所有权确认之诉,其实质是要求比照夫妻财产约定制以保护其权益。而本案一审判决,恰恰混同了夫妻财产约定制与同居关系财产约定及普通民事法律行为的区别,在错误认定同居关系的基础上,将夫妻财产约定制的法律效果扩大适用范围。这不仅会使案件处理结果产生非议,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夫妻财产约定制的法律根基。本案二审判决清晰地认识到相关财产制度保护法益的不同和法律效果的区别,将双方财产约定准确定位为普通民事法律行为。
   
(二)涉案《财产约定》的法律性质
   
本案当事人依据同居关系要求分割《财产约定》涉及的相关财产。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同居关系财产分割的处理并无系统、全面的规定,相关规定散见于各司法解释和司法答复。其中,审判实践中适用较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11月21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该意见第10条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根据上述意见的精神,如果双方在同居关系期间共同出资取得的财产,按照一般共有财产处理。此处的所谓一般共有认定前提系同居期间共同出资取得的财产,这种同居期间的一股共有由于缺乏如夫妻共同共有或家庭共同共有等法定共同共有关系的基础,在实践中多认定为按份共有。而如系同居关系一方出资购置的财产,不具备共有出资取得的前提,则应认定为一方单独所有。
   
本案双方不具备特定身份关系,不能适用同居关系财产分割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本案中,无特定身份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中,一方将其个人所有的财产约定全部或部分给予另一方的法律性质应属赠与行为。我们知道,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主要在于:(1)标的物是财产。此处的财产应作广义理解,不仅包括有体财产,也包括无体财产,如各种债权、股权等。赠与是财产权人行使处分权的一种方式,因此,赠与的财产应当是自己的财产。即赠与人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的财产。(2)具有无偿性。赠与是无偿给予他人一定财产的行为。所谓无偿,是指一方履行给付义务,但并未从另一方当事人处获得对价或经济利益。司法实践中,无偿给予是判断是否构成赠与的决定性标准。此处的无偿性,应着重从客观上进行判断,而不考虑主观动机。虽然实践中赠与人无偿给予他人财产都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动机,但动机并不属于对待给付义务的范畴。只要赠与人在转移财产所有权给受赠人时,并未从受赠人处获得对价给付或经济利益,就应当认定该合同系赠与。(3)具有单务性。赠与合同是一种单务合同,赠与人只是单方面存在义务,并不享有对应权利,双方不形成对价给付关系。(4)具有诺成性和不要式性,赠与合同的成立并不以赠与物的交付为成立要件。只要当事人就赠与达成一致,合同即成立。赠与合同也不具有要式性,除法律特别规定的赠与类型外,赠与合同的订立并下要求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只要双方当事人就具体的赠与事项达成一致即可。
   
本案中,首先,依据已查事实,904号房屋系周某生前所购房屋,属于其个人财产。《财产约定》中关于周某、杏某对904号房屋各拥有50%的财产份额之内容,系周某生前作出的将904号房屋50%的份额给予杏某的意思表示。其次,周某作为履行给付义务的一方,在客观上并未从杏某一方获取对价或经济利益,该行为具备无偿性。通观《财产约定》的内容及文意可以认定周某只是单方面存在义务,而并不享有对应的权利,双方未形成对待给付关系,该行为亦具备单务性。第三,虽然《财产约定》仅有周某签字确认,但是杏某持有《财产约定》原件,并通过诉讼方式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接受,双方就上述诺成性合同已达成合意。因此,本案情形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赠与合同的法律构成要件。
   
三、人民法院能否依据《财产约定》直接确认904号房屋的所有权
   
在市场经济社会,各种交易或行为都可能涉及和发生物权的变动。所物权的变动,是指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物权的变动可以分为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和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前者是当事人基于合意或者其他法律行为,并在进行一定的公示后,完成一定的物权变动。这种合意是依法律行为变动物权的基础,是当事人之间就是否设定物权以及物权的内容等方面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在物权变动过程中,当事人往往要订立有关的合同。例如通过订立房屋买卖合同而发生房屋所有权转移。亦如赠与合同因继续履行而产生的房屋所有权变动。该种涉及物权变动内容的合同,属于合同关系,应当由合同法加以调整。当事人应当依据合同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即要求相对方履行合同义务,协助完成物权变动,对于当事人依据合同法律关系直接提起物权确认之诉的,人民法院应不予以支持。
   
具体到本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上述法律对于夫妻约定财产制作出了明确规定,而夫妻约定财产制可以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本案中,首先,夫妻财产约定制在主体方面要求缔约双方系夫妻身份。本案中,杏某、周某未登记结婚,亦不存在事实婚姻关系,双方并不具备合法的夫妻身份。其次,夫妻财产约定制在形式方面系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即夫妻双方对财产关系所达成的书面要式约定。而涉案《财产约定》只有周某签字,《财产约定》本身仅系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并非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因此,该约定不符合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法律构成要件,进而不具备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之效力。杏某根据《财产约定》要求直接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一审判决在未明确《财产约定》法律性质的基础上,直接对涉案房屋所有权进行了物权确认,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本案二审法院,正确认定了本案的请求权基础,并对上述适用法律错误之处予以纠正。

来源: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